《资治通鉴》

　　《资治通鉴·卷三》记载： 　　慎靓王五年（乙巳，公元前316年）。 　　巴、蜀相攻击，俱告急于秦。 　　巴、蜀相互攻击，均向秦告急。此时，巴蜀局势动荡，暴乱不止，民不聊生，于秦来

《资治通鉴》

　　《资治通鉴·卷三》记载：

　　慎靓王五年（乙巳，公元前316年）。

　　巴、蜀相攻击，俱告急于秦。

　　巴、蜀相互攻击，均向秦告急。此时，巴蜀局势动荡，暴乱不止，民不聊生，于秦来说是绝佳的机会。秦惠王也是看到这一点，意欲伐蜀，却担心伐蜀道路狭隘险阻，军队难以到达，而韩又司机来袭，为此犹豫未能决，正召集群臣商议。

　　张仪曰：“不如伐韩。”

　　张仪主张伐韩。

　　张仪当时是秦相，位高权重，在外交方面对秦又颇有建树，肱骨之臣，秦惠王自是想听听张仪的高见。

　　仪曰：“亲魏，善楚，下兵三川，攻新城、宜阳，以临二周之郊，据，按图籍，挟天子以令于天下，天下莫敢不听，此王业也。臣闻争名者于朝，争利者于市。今三川、周室，天下之朝、市也，而王不争焉，顾争于戎翟，去王业远矣！”

　　攻韩可以获取实惠，挟周可以搏得名声，巴蜀只是戎狄，道路狭隘险阻，自无名利可图。如此，秦放着有名有利的事不去做，而去干吃力不讨好又偏离王业的事。哪有这么干的？而能把名利说得如此冠冕堂皇，古今张仪当属第一人。张仪毫不掩饰对名利的追逐，意图明显，不虚伪做作，难以为君子，可算真小人。

　　而对于张仪的这一套说辞，有一个人却不以为然。这个人就是司马错。

　　司马错请伐蜀。

　　司马错伐蜀

　　司马错主张伐蜀。

　　司马错曰：“不然，臣闻之，欲富国者务广其地，欲强兵者务富其民，欲王者务博其德，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。今王地小民贫，故臣愿先从事于易。夫蜀，西僻之国而戎翟之长也，有桀、纣之乱，以秦攻之，譬如使豺狼逐群羊。得其地足以广国，取其财足以富民，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焉。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，利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，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，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。今攻韩，劫天子，恶名也，而未必利也，又有不义之名，而攻天下所不欲，危矣！臣请论其故。周，天下之宗室也；齐，韩之与国也。周自知失，韩自知亡三川，将二国并力合谋，以因乎齐、赵而求解乎楚、魏。以鼎与楚，以地与魏，王弗能止也。此臣之所谓危也。不如伐蜀完。”

　　富国必先强兵，强兵必先富民，富民必先扩地。秦目前地小民贫，应先扩其地，富其民，选择伐蜀，原因如下：其一、蜀为西僻之国，又有桀纣之乱，易攻；其二、得其地以扩国，得其财以富民，有利；其三、攻打蜀国天下不以为暴，攫取财货天下不以为贪，禁止暴乱天下不以为不义，得名。

　　伐蜀，易攻、有利、得名，比较适合秦当下的国情，攻韩挟周则不然，原因如下：其一、韩依托齐赵，求救楚魏，未必攻得下；其二、攻韩挟周，只会徒留恶名；其三、逼迫韩周，恐招致诸国再次合纵，国危。

　　伐蜀还有两个好处。其一、蜀西僻之国，未能降服，对秦总是一个潜在的威胁，若在关键时刻发难，对秦恐将是灾难性的，看之后的义渠就知道，降服可稳定后方，解后顾之忧；其二、大国之间打持久战，拼的是综合国力，靠的是持续生产，蜀是天府之国，物产丰富，可以给秦提供源源不断的粮草供应，在之后秦赵长平之战中，秦能坚持到最后，并取得胜利，蜀地物资供应功不可没。

　　司马错还有一点也说的没错，尽管“周自知失”（，大禹设九州，制，象征天下权柄），但“周，天下之宗室也”，周还是天下各诸侯国名义上的天子，这块遮羞布还没扯下来。这个时候，虽然大家都知道周天子已只是摆设，但还没有哪一个国家有能力能独自对抗其它各诸侯国的联盟，故此，谁也不愿意，也不敢去扯“这块布”，谁扯谁倒霉。因为时机未到。

　　关于这一决策，张仪似乎有点急功近利，操之过急了，或高估了秦国的国力，或被名利冲昏了头脑。司马错反倒是务实的，脚踏实地，徐图渐进。司马错也并不是反对东出，而是希望先巩固后方，等到国广民富兵强，再伺机东出。

　　秦惠王听了张仪和司马错的争论，没有好高骛远，而是头脑冷静，做出了正确的决策。

　　王从错计，起兵伐蜀。

　　秦自孝公至始皇帝，七代没有一个昏主，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极其少有的。最终，中华由秦来完成统一大业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

　　司马错的伐蜀之策，于当时的秦更具战略意义。